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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雅書院總導師錢致榕致贈紀念品予講者鄭阿財。照片提供：博雅書院。
社會系教授關秉寅針對出土文物提問。照片提供：博雅書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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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阿財指出，文字不只可使用於溝通對話，更是文化的精髓，所以亞洲各國可以如此相似卻又不同的存在。他引用《敦煌學、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》作者季羨林文中一段名言：「世界上歷史悠久、地域廣闊、自成體系、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：中國、印度、希臘、伊斯蘭，再沒有第五個；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，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，再沒有第二個。」
鄭阿財認為：「因為有了敦煌，絲路才顯得更加的親近，也因為有了絲路，敦煌再顯得更加重要。」藉此說明自己為何在敦煌吐魯番等地區付諸努力，找尋漢字文化的蹤跡。
鄭阿財表示，絲路受到重視的主因，是該區域為當時重要的交通樞紐，匯聚各文化與各階層的文獻資料與典籍，民間文物如借據契約等更是繁多，讓現在的人們有機會了解當時使用漢文字族群的生活樣貌；而更重要的是當地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──年雨量少且蒸發量大，使得該區域濕氣相當低，加以人口稀少，讓珍貴脆弱的歷史文物得以保存。
近年來鄭阿財將研究重心轉向漢字文化圈的異同，他根據研究成果指出，凡官方與該地區民族或其宗教信仰使用的語言文字一致者，漢字傳播易形成文化而長存，例如日本、韓國與越南等國仍有相關文化蹤跡；反之則會因官方語言文字更替，或宗教信仰改變，導致漢字文化逐漸消退。
社會系教授關秉寅提問，出土文物中是否有非漢文字之典籍，如西夏的文字，又是何人將這些文物、典籍收藏於此。鄭阿財表示，十七窟漢字文物有七萬件，吐蕃文數量較多而于闐文數量較少，西夏文是在其他洞窟發現，不是在藏經洞中發現；而封藏之因則眾說紛紜，以避難說流傳較多。
哲學三鍾博仁表示，對於敦煌文化有新的認識，並且對於中西文化的互動交流方式有更多了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