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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大偉向同學說明文學的重要性。攝影：陳紫瑩。
同學專注地聆聽並抄寫筆記。攝影：陳紫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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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在臺灣，要涉獵政治，就要先從文學開始。」紀大偉指出，文學不只是政府由上而下控制人民的工具，同時也是人民由下往上反抗國家的武器。他認為，戒嚴時期的臺灣和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流行以文學創作來對抗政府，是因為政治制度不開明、社會封閉之故；在美國等相對自由開放的國家，人民可以遊行或酒吧演講等方式，表達對政府的不滿，故較少以文學作為反映社會現實的武器。
屬於臺灣的同志文學是在一個封閉的政治環境下誕生，由於同志議題不能被公開地討論，造就同志文學的興起。紀大偉解釋，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同性戀議題在戰敗國德國與日本獲得解禁；相反，在戰勝國如美國和臺灣卻被視為禁忌，於是同志文學便成為同志之間互相交流的工具，這是一種有趣的現象。
紀大偉進一步說明，文學的重要性與現今電影的地位十分接近，它們同屬於國家機器的一種。對內，可以產生教化人民的作用；對外，則可以輸出該國文化。在蔣介石時期，文學成為一種讓人有機會上升的社會階梯（Social Ladder），但同時把文學降格，令一般臺灣人輕視它，只視它為作文考試內容或以普通國文課文看待，使現今許多年輕人在高中畢業後，就不再閱讀文學。雖然臺灣人對文學的熟悉度比一些東南亞國家高，可是對文學的理解卻十分功利化。
經濟系陳定良對同志文學很感興趣，聽完導讀後對同志文學的形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他表示未來會閱讀更多相關類型的小說。
